沈夜澜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纸条。纸条还在，还在原来的位置，字迹已经彻底看不清了，但纸还在，折痕还在，被体温焐了一个多月的、柔软的、温暖的、像皮肤一样的触感还在。“不紧张。”他说。

杜建明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动了一下——那不是笑，那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个比自己年轻二十岁、但承受的东西比自己多二十倍的年轻人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不知道该用什么语气才能让那个年轻人觉得自己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同情他、而是在平等地、尊重地、把他当作一个成年人来对待时，脸上才会出现的、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表情。

“你比你父亲强。”杜建明说。沈夜澜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窗外是无尽的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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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省城的时候，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杜建明把车停在省公安厅附近的一家招待所门口，六个人开了四个房间。杜建明一个人一间，沈夜澜和李明一间，王建国和秦月各自一间。招待所很旧，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一半，忽明忽暗地闪着，地板是深红色的水磨石，走上去有回音。

沈夜澜进了房间，把台灯放在床头柜上，插上电，打开。绿色的光照亮了小半个房间，把墙壁上的旧海报照得发黄——海报上印着“1983年全省公安系统篮球比赛”的字样，照片上的人他一个都不认识。李明去卫生间洗漱了，他一个人坐在床上，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份沈鹤亭的材料，翻到最后一页，看着那张沈鹤亭站在讲台上讲话的照片。

照片上的沈鹤亭穿着深灰色的中山装，领口别着红色的国徽胸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标准的、滴水不漏的、在镜子前练习过无数次的微笑。那个笑容在会议室的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格外从容、格外自信。沈夜澜看着那个笑容，忽然想起了自己四岁时最后一次见到沈鹤亭的场景——不是他记忆中仅存的碎片，而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脑子里反复回放、反复揣摩、反复试图从里面找出一些“他其实不是完全不在乎我”的证据的那个画面。

那天也是冬天。沈鹤亭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站在门口，低头看着他。他说了什么？沈夜澜记不清了。好像是“爸爸要走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只是摸了摸他的头，然后转身走进了雾里。大衣的颜色在雾里越来越淡，越来越浅，最后和雾融为一体，再也分不清哪是雾、哪是大衣、哪是人。他站在原地，看着那团雾看了很久，直到眼睛被雾气蒙住了、什么都看不见了，才被妈妈拉回了屋里。

他没有哭。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在任何人面前哭过。

沈夜澜把照片放回材料里，合上文件夹，关了台灯，在黑暗中躺下来。床很硬，枕头很低，被子有一股樟脑球的气味，和32号的床、32号的枕头、32号的被子完全不一样。他睁着眼睛，在黑暗中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这条裂缝和32号天花板上的那条不一样，32号的裂缝是从窗户一直延伸到门的，这条裂缝是从门延伸到窗户的，方向正好相反，但形状几乎一模一样，像是同一条裂缝从这个城市的地下穿过、在另一个地方重新钻出地面、继续蔓延、继续扩大、继续提醒着每一个看到它的人：这个世界不是完整的，到处都是裂痕。

他翻了个身，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已经彻底模糊了，9月16日、到江城的第一天、豆浆要咸的，所有笔画都洇成了一小片淡蓝色的、没有形状的、但依然存在的痕迹。他把纸条攥在手心里，闭上了眼睛。这一次，他睡着了，没有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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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七点，杜建明敲了他的门。沈夜澜已经醒了，穿好了警服，正在整理材料。他打开门，杜建明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豆浆和两个包子，递给他。“吃完出发。沈鹤亭今天上午在省政府有个会，九点开始。我们八点半到，在他进会议室之前拦住他。”

沈夜澜接过豆浆和包子，豆浆是甜的，包子是肉馅的，和梧桐巷口老张做的不一样，老张的豆浆更浓、包子皮更软、肉馅里放了一点姜末，吃起来有一种让人想家的味道。他三口两口吃完，擦了擦嘴，把公文包夹在腋下，把台灯留在床头柜上——绿色的台灯在灰白色的房间里显得格外醒目，像一株在沙漠里开出的、倔强的、不肯枯萎的花。

“走吧。”他说。

省政府大院的门和上次一样，武警站岗，铁门紧闭。杜建明把车停在门口，下车，走到武警面前，亮出工作证和逮捕证。武警看了很久，拿起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低声说了几句，挂了电话，对着杜建明点了点头，把铁门打开了。

两辆车开进大院，停在2号楼下。银杏树的叶子比上次来的时候更黄了，金灿灿的，像一把巨大的、燃烧着的火炬。有几片叶子从树上飘下来，落在警车的引擎盖上，落在沈夜澜的肩膀上。他没有拂去。

杜建明走在最前面，沈夜澜跟在他身后，李明和王建国走在两侧，秦月和其他两个人走在最后面。六个人，水磨石地面上的脚步声重叠在一起，像一首只有六个音符的、简单的、但又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