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省厅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

沈夜澜站在人民路的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阳光落在他身上，暖洋洋的，但他的心里没有一点暖意。公文包里的材料又多了一份——方远三年的心血，沈鹤亭三年的罪证，宋怀远和苏晚十年的等待，梧桐巷所有人的恐惧和沉默，都在这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的、边角已经磨得起毛的档案袋里。

他沿着人民路走了大约十分钟，在一个公共电话亭前停下来，推门进去，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来了。

“喂？”

林柏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一点喘息，像是跑过来的。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然后林柏舟的声音变得柔软了、放松了、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不敢放得太开的喜悦：“你到省厅了？”

“到了。事情办完了。”

“顺利吗？”

沈夜澜靠在电话亭的玻璃壁上，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顺利。”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沈夜澜看着手表。下午一点二十。最后一班回江城的车是下午四点，到江城要晚上九点多。

“今晚。”

“我去接你。”

沈夜澜想说不用的，凌晨太冷，从梧桐巷到车站要转两趟车，太折腾。但话到嘴边，他咽了回去。

“好。”他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电话亭里，看着听筒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倒影里的他穿着深蓝色的警服外套，头发被风吹乱了，下巴上冒着青色的胡茬，眼下的青黑比早上出门的时候更重了。他看着那个倒影，忽然觉得那个倒影不太像自己——不是外貌不像，是眼神不像。那个倒影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在自己眼睛里见过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坚定，不是任何一种他熟悉的表情。

是一种期待。

他在期待今晚。期待那辆夜班车，期待那个车站，期待那个拎着绿色台灯站在出站口等他的人。期待那碗姜汤，那碗阳春面，那张窄得只能睡下一个半人的小床。期待那些琐碎的、平凡的、不值一提的、但在这一刻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日常。

他走出电话亭，沿着人民路往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

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经过了一家国营商店。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一台电视机，电视机里在放新闻，声音被关掉了，只有画面在无声地跳动。他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画面上是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在讲话，台下坐满了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地闪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他没有在橱窗里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

他想看的，在三百七十公里之外。在一盏绿色的台灯下面，在一碗热腾腾的阳春面旁边，在一只叫做招财的橘猫的呼噜声里。在一个人的眼睛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