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波士顿的冬天还在负隅顽抗,查尔斯河面结着薄冰。陆泊屿坐在MIT物理系图书馆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三篇论文——自己的,沈星河的,还有一篇《自然·物理》上的最新综述。
他的手机震动,是沈星河的邮件标题:「投稿成功!」
点开,内容简洁:「PRL接收了。拓扑量子比特的首次实验实现。」
陆泊屿的嘴角上扬。PRL——《物理评论快报》,物理学界的顶级期刊之一。沈星河才博士第二年,就有了这样的成果。他回复:「恭喜!这将是里程碑式的工作。」
几分钟后,沈星河的回复来了:「谢谢。但我更想和你讨论下一步。」
这就是他们的常态:分享成就,然后立刻向前看。喜悦是短暂的,探索是永恒的。
陆泊屿看了看日历。今天是二月十四日,情人节。波士顿时间上午九点,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沈星河应该刚结束实验室的工作。
他拨通了视频电话。
沈星河接得很快,背景是清华物理系的实验室。她穿着白大褂,头发随意扎起,眼镜后面是疲惫但明亮的眼睛。
“还在实验室?”陆泊屿问。
“嗯,刚写完回复审稿人的信。”沈星河揉了揉太阳穴,“你呢?”
“在图书馆,看你的论文。”陆泊屿说,“情人节快乐。”
沈星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啊,我都忘了。情人节快乐。”
他们都忘了——或者说,在他们的优先级列表里,情人节从来不是前列。物理,实验,论文,这些才是日常。节日只是时间轴上的标记点。
“不过既然提起了,”陆泊屿说,“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
“一篇论文的想法。”陆泊屿说,“关于你的工作和我的工作的交叉点。”
沈星河的眼睛亮了:“说说看。”
陆泊屿把摄像头转向白板,上面画着示意图:“你实现的拓扑量子比特,基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的边缘态。我在想,如果把它推广到高维呢?三维、四维,甚至更多维?”
“高维拓扑绝缘体?”沈星河凑近屏幕,“理论上有人研究,但实验上……”
“实验上极其困难,因为我们需要在高维空间制备材料。”陆泊屿说,“但如果我们不直接在真实空间实现,而是在参数空间里呢?”
沈星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是说……用多个二维系统模拟高维?”
“对。”陆泊屿的眼睛发亮,“就像用全息原理,用低维系统的纠缠来编码高维信息。如果我们用多个拓扑量子比特,通过特定的纠缠方式,也许能模拟出高维拓扑绝缘体的性质。”
“这需要极强的量子控制能力。”沈星河说,“但……不是不可能。”
“而且,”陆泊屿继续,“如果我们能做到,就可以研究高维拓扑物态,甚至可能为量子引力提供新的思路——弦论需要额外维度,但那些维度可能不是真实的空间维度,而是某种参数空间。”
沈星河完全被吸引了。她拿起笔,在旁边的白板上快速演算:“让我想想……如果我们有两个拓扑量子比特,它们的希尔伯特空间维度是4。如果让它们处于最大纠缠态……”
两人隔着屏幕,各自在白板上写写画画。一个在波士顿的图书馆,一个在北京的实验室,但在那个瞬间,他们仿佛在同一间屋子里,对着同一块白板。
这就是他们的情人节礼物——不是鲜花巧克力,不是浪漫晚餐,而是一个跨越太平洋的头脑风暴,一个可能开辟新领域的研究想法。
半小时后,沈星河放下笔,长舒一口气:“理论上有希望。但实验上……需要至少五个拓扑量子比特,并且要精确控制它们的纠缠。现在的技术还差得远。”
“那就作为长期目标。”陆泊屿说,“我们可以先做理论研究,等实验技术成熟。”
“就像我们。”沈星河忽然说。
“什么?”
“我们的关系。”沈星河看着屏幕里的他,“理论上是完美的——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相似的价值观,深厚的感情。但实验上……我们有距离,有时差,有不同的职业路径。我们需要精确控制这些参数,才能让关系在现实中实现。”
陆泊屿笑了:“这个类比很好。所以我们在做的,既是物理研究,也是关系研究。”
“都是复杂系统的优化问题。”沈星河也笑。
他们又讨论了一会儿,直到沈星河那边的深夜提醒响起。
“我该回去了。”她说,“明天早上还有组会。”
“嗯。”陆泊屿点头,“情人节快乐,再次。”
“你也是。”沈星河顿了顿,“泊屿,谢谢你。这是我收到过最好的情人节礼物——一个可以和你一起探索多年的问题。”
“我也是。”陆泊屿说,“能和你一起思考,就是最好的礼物。”
挂断视频,陆泊屿看着窗外的波士顿夜景。图书馆的灯光映在玻璃上,与窗外的灯火重叠,像两个世界的交融。
他想起沈星河刚才的话:理论完美,实验困难。
是啊。在理论上,他们是完美的一对——从高中到博士,从南城到世界,一直并肩前行。但在实验中,他们要面对真实的距离,真实的时差,真实的人生选择。
就像高维拓扑绝缘体——理论上美丽,实验上艰巨。但正因为艰巨,才值得挑战。
他打开笔记本,新建一个文档,标题是:「高维拓扑物态的模拟方案——与沈星河的联合研究构想」。
他开始写提纲,画框架,列参考文献。这是一个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研究计划。就像他们的关系——需要用一生去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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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沈星河的论文在PRL正式发表,引起轰动。拓扑量子计算的领域开始关注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邀请纷至沓来——学术报告,合作邀请,甚至职位问询。
戴维斯教授从普林斯顿发来邮件:「沈,你的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考虑博士后,我这里永远有位置。」
赵教授在清华的组会上说:“星河的工作给我们课题组带来了国际声誉。但她现在博士才第二年,不要急着做决定,继续深挖。”
沈星河确实在深挖。她和陆泊屿的那个“高维模拟”想法,已经在理论层面展开。他们每周视频讨论,共享笔记,分工计算。虽然还远未到发表的程度,但那种共同创造的感觉,比任何论文都让人满足。
四月,陆泊屿来普林斯顿参加学术会议。他们终于又见面了——距离上次圣诞在北京,已经过去了四个月。
这次会面很短暂,只有三天。第一天陆泊屿作报告,第二天他们一起听会,第三天在戴维斯教授的实验室讨论合作可能。
第三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沈星河说:“戴维斯教授正式邀请我毕业后去做博士后。”
陆泊屿正在整理会议笔记,闻言抬起头:“你怎么想?”
“我在犹豫。”沈星河说,“从学术角度,这是最好的选择。但从……”
“从我们角度?”陆泊屿接上。
沈星河点头:“如果我去了普林斯顿,你在波士顿,我们离得近,可以经常见面。但如果我们想真正在一起生活,还需要更多……”
“更多同步。”陆泊屿说,“我们需要在职业发展阶段上同步。”
这就是他们面临的核心问题:陆泊屿博士第三年,沈星河博士第二年。即使她明年毕业去做博士后,他也还要两年才毕业。然后呢?他可能要继续做博士后,而她可能要找教职。他们的职业时钟,总是差一拍。
“有时候我觉得,”沈星河靠在沙发上,“我们像两个不同频率的振荡器。需要耦合,才能同步。”
“那就耦合。”陆泊屿坐过来,握住她的手,“我们可以找到方式。比如,我毕业后可以去普林斯顿做博士后。或者,你做完博士后,可以来波士顿找教职。”
“但这些都是‘可能’,不是‘确定’。”沈星河说,“学术界的职位竞争太激烈了,我们不能把未来建立在假设上。”
陆泊屿沉默了。他知道沈星河说得对。在学术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一个意外的发现,一个重要的合作,一个新领域的兴起,都可能改变职业轨迹。
“那我们怎么办?”他问。
沈星河看着他,忽然笑了:“你知道吗,在我和你的那个‘高维模拟’模型里,我加入了一个新变量。”
“什么变量?”
“时间维度。”沈星河说,“不是线性的时间,而是多线程的时间——考虑到所有可能的职业路径,计算在每个时间点上,我们在一起的概率。”
陆泊屿的眼睛亮了:“结果呢?”
“结果是,”沈星河拿出平板电脑,调出一个图表,“在未来五年内,我们在一起的概率最低点是明年——我毕业,你还有两年博士。最高点是……三年后,我们都进入博士后阶段,流动性最大,最容易协调。”
她指着图表上的曲线:“但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一年,我们在一起的概率都大于零。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概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陆泊屿看着那些曲线,那些复杂的计算,那些考虑无数变量的模型。他感到一种奇异的感动——沈星河在用最严谨的方式,分析他们最感性的问题。
“所以结论是?”他问。
“结论是,”沈星河说,“短期困难,长期乐观。我们需要耐心,需要灵活,需要相信最终会找到交集。”
陆泊屿点头:“我同意。而且,这个模型还可以优化——如果我们主动创造机会,比如寻找联合职位,或者计划在同一地区找工作,概率会更高。”
“对。”沈星河说,“这就是主动耦合。”
他们依偎在沙发上,看着平板电脑上的图表。那些曲线在屏幕上延伸,像他们未来的道路——有起伏,有波折,但总体向上。
“有时候我会想,”陆泊屿轻声说,“如果我们是普通人,做普通的工作,是不是会容易很多?”
“也许。”沈星河说,“但我们就不是我们了。我们选择物理,选择前沿研究,选择挑战最困难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本性。”
“包括挑战最困难的关系?”
“包括。”沈星河转头看他,“但你知道最美丽的地方是什么吗?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从不怀疑彼此的爱。我们只在讨论如何实现它。”
陆泊屿吻了吻她的额头:“这就是我们的基础。坚实的理论基础。”
那天晚上,他们做了个决定:沈星河接受戴维斯教授的博士后邀请,但把开始时间推迟半年——这样她可以多花时间完善博士工作,也可以和陆泊屿更好地规划同步。
同时,陆泊屿开始关注波士顿地区的博士后位置,特别是那些可能和沈星河的拓扑量子计算有交叉的方向。
他们开始主动耦合他们的职业时钟,就像耦合两个振荡器,让它们逐渐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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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沈星河回清华。陆泊屿继续在MIT。分离再次开始,但这次有了更清晰的规划。
他们开始了“联合研究时间”——每周二和周四的晚上,波士顿时间晚上九点,北京时间早上九点,视频讨论他们的“高维模拟”项目。他们建立共享文件夹,实时更新笔记和计算。有时候争论激烈到需要暂停,各自冷静后再继续。
林薇有一次撞见沈星河在视频里和陆泊屿争论数学细节,惊讶地说:“你们吵架都吵得这么……学术?”
“不是吵架,”沈星河解释,“是学术讨论。”
“但你们脸红脖子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