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道道新政策从洪州府衙发出，像石头扔进死水，激起层层波澜。

她先拿百姓最痛恨的“折价”开刀。下令各州县把漕粮折成银两时，不准官员随口定价，必须按过去三年的市场平均价算出“基准折价”，每季度在衙门口张榜公布，让百姓心里有数。

她还请工匠打造标准量具，发到各地校准，严禁“淋尖踢斛”。再有胥吏踢斗多收，一律杖责撤职，主管官员连坐降级。此举将潜规则摆上了明面。

但李乐安清楚，光透明还不够，必须分权制约。

过去，定价、征收、运输、入库常由同一批官员把持，容易动手脚。现在她规定，地方只负责按公示价收钱，钱统一交由转运使管理。具体的买粮、雇船、押运，则交给另一批人。征收、核算、运输三权分开，互相牵制，让谁也没法单独贪腐。

“公主，此法虽妙，却触动太多人利益，恐推行艰难啊。”谭明新不无担忧地进言。

他略一迟疑，声音压得更低，“况且…漕运乃国之大政，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规模的革新，若无朝廷明旨授权，仅凭洪州一地先行，下官是怕，不仅事倍功半，更会予人口实，引来不必要的……风波。”

他话虽含蓄，但意思明确，公主虽有御赐令牌可查案，但推行涉及国本的新政，在法理上仍需中枢下令，否则便是越权，会授人以柄。

李乐安目光锐利，“正因为难，才要做。而且，光靠分权不够，还需利剑高悬。”

她看向谭明新，唇角牵起一丝带着锋芒的笑意，“谭大人，你的顾虑，本宫明白。但正因朝廷政令繁复，公文往来迁延时日，才给了蠹虫们周旋掩盖的机会！如今洪州案证据确凿，民心可用，此时不趁机根除积弊，难道要等他们修补漏洞、再次隐藏吗？”

她起身走到窗边，望向窗外渐复生机的街市，“父皇派我前来，不只为查案，更负有肃清漕运、安定民心之责。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只要此法能利国利民，能真正堵住这漕运的漏洞，即便有人非议、有人打压，本宫也一力承担！你只需放手去做，天若塌下来，自有本宫先顶着。”

谭明新看着她挺拔的背影，心中疑虑渐被敬佩与决心取代，他深深一揖，“臣，遵命！”

除了大棒，她也拿出了胡萝卜。

她知道底层官吏俸银少，容易跟着贪。于是力排众议，在洪州试行“养廉银”，用追缴的赃款和清理陋规得来的钱设立基金，大幅提高官吏的合法收入。

李乐安明确告诉众人，“朝廷现在给够你们安身立命的俸禄，若再伸手贪，就是自寻死路。”

但这还不是她最大胆的尝试。

李乐安在洪州等几个问题严重的州县试点，取消向百姓征收实物漕粮，改为永久按“基准折价”收银子，叫“永折”。然后官府拿钱，公开向信誉好的大粮商采购漕粮，叫“和籴”。

“如此一来，便将容易舞弊的征收环节，转变为相对规范的采买环节。”李乐安解释道，“虽然采买中也可能有官商勾结，但毕竟置于明处，且有了竞价比较，远比层层盘剥的浮收要透明得多。”

与此同时，她打破官船垄断，规定至少三成漕运任务必须公开招民船承运，按市价付运费。这样既引入竞争、提高效率，也借民间商人的力量冲击旧利益链。

收获了洪州船商的倾心拥戴，令晋元公主的美名在漕河上下传颂。

李乐安明白，制度再好，也要靠人执行。她撤换了一批风评不佳、有涉贪嫌疑的官员，提拔了谭明新等清廉干练之人，并宣布将对漕运相关官吏实行定期考核与轮岗。

这一套组合拳，从管理到制度再到运作模式，层层推进。

除了在洪州推行新规，李乐安还把《漕务新规》和洪州案卷宗一起密封，准备快马加鞭送交皇帝。

她奏请把漕运的损耗、人工等费用，明确列为中央专项开支，由户部直接拨钱，从根子上堵住地方借弥补亏空乱加税的借口。

同时，她建议增设巡漕御史，直接听命于皇帝，可随时突击检查漕运任何环节，直达天听。

洪州的天空，似乎真的开始放晴。

但李乐安站在州府衙门的窗边，望着北方京城的方向。洪州的麻烦虽已解决，但通往京城的那根最危险的线，还藏在迷雾里。

她铺开纸，开始给皇帝写密奏。